陆逸轩：并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情，而是情绪每天都在变化。重新参赛一开始只是一个想法，但当它变成现实，尤其是5月份公布名单的时候，一切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之前只有身边家人、朋友知道，但当全世界都知道你要参赛时，那种心理状态是完全不同的，我必须真正为这一刻做好准备。但比赛过程中的压力和困难，其实是无法预先准备的。我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，除非你真的在现场，陪我经历了那一切。光是一次次重新走上华沙爱乐大厅的舞台，就需要巨大的勇气，尤其是第三轮之前。随着轮次推进，压力会不断累积，早期阶段你还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空间，不一定非要达到最好的状态，但越往后，每一轮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越大，淘汰的可能性也越大。压力在第三轮前达到了一个几乎难以承受的程度。很多人都给了我建议，但最终的决定只能我来作。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百分之百地了解我所有的考虑，以及我当下真实的心理状态。最后要什么、不想要什么，只能由自己来承担和决定。
针对此类家庭的亲权认定问题，邹露璐提出，未来亟须通过专门的立法完善、执法规范与司法确权程序协同发力，厘清委托父母与子女间的法律关系，从制度根源上破解代孕子女的身份认定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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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ristine Cox MBE, from Wolverhampton, has been a campaigner around organ donation for more than 35 years.